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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鱼的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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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 12月, 2005

2005国内外著名传媒机构十大国际新闻对比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关注这个世界,岁末年终,花些时间回首今年一起走过的日子,分享世界共同的悲喜哀乐,品味那些曾经的风风雨雨,应该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此次,我们特别择取了美联社、新华社、共同社、人民日报、韩联社、俄新社这几家国内外著名传媒机构,对于他们选取的2005年度十大国际新闻,通过对比,谨记这个刚刚过去的“云卷云舒”的2005。


 


  以下排列是本人依重要程度,梳理出来的年度记忆,排名可能不尽合理,与几大通讯大社相比,也略有较大出入。


 


1、 禽流感大肆虐


  与非典人际间传播不同,禽流感在动物与人之间的传播,使得禽流感变得更加飘忽不定。由此,全球范围的协同作战就变得更加重要。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是在受到破坏之后才被人类所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必将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从SARS,到禽流感,也正说明“人定胜天”还远着呢。



 


2、欧洲宪法失败
  
200451日,欧盟第五次扩员吸收10国。去年1029日,在当年6位西欧国家领导人签署《罗马条约》的地点,欧盟25国领导人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但在今年,欧洲全民公决,这一条约宣布失败。法国全民公决失败的示范效应,更引起了欧洲政坛的动荡。欧洲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出现反复,说明了成员国内部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诉求。





3、油价创新高


  “颠簸”一词已不足以概括油价这一年来的走势,原油价格从十多年前的十几美元,“直线攀升”至目前的七十美元。不论是中日东海油田之争,还是中东局势,以及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失败,石油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而是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



 


4、世纪大审判


  美军死亡人数继续攀升,而布什政府首次承认导致伊战的情报有误,试图通过加紧对萨达姆的审判,以洗刷发动伊战争的合法性。伊拉克特别法庭开始审判前总统萨达姆,后者表现得像一个斗士,断然否认所有罪名。在老萨“义正辞严”的反诉声中,伊拉克的国家政权建设也在宗派与种族的权力博弈中接近于完成。



 


5、南亚大地震
  
2004年终岁末交替迎新之际,南亚东南亚地震引发海啸,海啸排山倒海,肆虐之处,尸横海滩,满目狼藉,死亡人数在15万人以上。2003年,伊朗大地震4万人被废墟掩埋,历史名城巴姆市顿成人间地狱。而2005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是个凄悲的年份,这场同样发生在南亚的大地震,共造成近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无家可归。





6、伦敦大爆炸
  
77日的伦敦还沉浸在申奥成功的喜悦之中,蛰伏了近半年的恐怖分子发动了针对伦敦平民的恐怖袭击,52人死亡。2004年“3-11”马德里系列爆炸案死亡198人,这次恐怖分子选择西方“传统的心脏”伦敦下手,可见恐怖分子的有组织性。伦敦的爆炸也许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这一年,埃及沙姆沙伊赫、印尼巴厘岛、印度新德里、约旦安曼相继发生大规模的炸弹爆炸袭击。




 7、卡特里娜之灾
  
2005年发生了很多天灾,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也是有史以来气候最糟糕的一年,大西洋飓风也比往年肆虐。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则是美国遭遇的另一个战场的灾害恐怖主义。飓风使数十万人惊恐出逃,新奥尔良市治安一片混乱,飓风灾区救援工作失误考验美国政府应急反应能力。





8、法国大骚乱
  
法国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继而又发生了全国性骚乱。在这场持续十余日、波及数百个城镇的骚乱当中,有9000多辆汽车被毁,数十栋建筑遭到破坏。事发缘于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变电站,两个男孩遭电击当场丧命,这两名法籍非洲裔青少年之死,暴露出当今法国社会体制的若干弊病。





9、中东大变局


  20058月,沙龙在越过重重障碍、闯过盏盏“红灯”后,艰难而又坚决地实现了加沙撤离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者,正是沙龙,而沙龙这一具有拉宾色彩的惊人举措,宣告了中东和平的僵局必将面临一个新的变化,也给中东长年的阴霾带来一丝和解的曙光。



 


 10、四国争常失败


  由日德巴印组成的“四国联盟”和由巴基斯坦、意大利、韩国等国结成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提出了不同的安理会扩大方案。“四国联盟”提出的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草案未能获得足够支持,从而宣告四国争常暂告失败。联合国成立60年成就辉煌,但面临严峻挑战,事关联合国未来和各国切身利益的安理会改革,更是重中之重。





2005 年,我们不该忘记的事件太多。可以发现,几大通讯社对十大国际新闻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国别性、地域性的特点。保罗二世的逝世,对天主教教区影响深远。美联社,则更关注于美国国内事件,如布什连任、植物人安乐死之争、“特工门事件”。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基本相同,关注二战60周年、神六飞天、六方会谈。无论入选与否,他们都构成了风风雨雨坎坷的2005。 





星期六, 12月 31st,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MOP收购DONEWS 陈一舟意在占领IT界话语权威


  因为是DONEWS的大事,我特意试用了一次刘韧的文体,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刘韧的文体,只是词不达意,还没修练到那种地步,所以一直不敢用。

  1、昨天上午,罗林志发msn给我看新浪科技关于“猫扑收购Donews”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我想新浪经过这么几次假新闻事件之后,应该不太可能(但仍有可能)出现差错。我暂时信以为真。


  2、我一直很敬佩刘韧。我是从读《知识英雄》这本书开始知道刘韧的。但我最佩服刘韧的是,他写了好几篇关于网络编辑的长文章,确实很到位,后来又出了一本关于网络媒体研究的书。比起陈彤并不亲自抓刀的《新浪之道》,不知要强了多少倍。我认为,刘韧是中国最优秀的IT记者之一,更是优秀的网络媒体工作者。


  3、本来我选用的题是《DONEWS也要卖了,刘韧也不全吃素的》,罗林志在MSN上对我的题很是满意,沈阳说是不是要开始K刘韧了,其他网友也觉得我的MSN签名很有意思。直到我看了刘韧的博客文章《我违背了初衷》,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刘韧说:“希望朋友们不要抓住我初衷的辫子不放。我先承认自己不能守衷如一。脸红一次。辩解如上。如果你对这个辩解不满意,我只好再脸红一次。”刘韧一直很诚恳,不说大话,我喜欢。


  4、显然,刘韧卖DONEWS,只是临时突发的一个想法。上个周五,刘韧、洪波、老白还在讨论DoNews靠自身力量还能走多远。结果是,与陈一舟一顿饭的功夫,就把刘韧给放倒了,最后把鞋袜都拖了。刘韧说过DoNews不融资不上市,他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刘韧就要去猫扑上班了,是猫扑的第二把手,他能如愿吗?我不知道,只知道刘韧自己常说,未来是那么的不可知。


  5、洪波更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KESO这两天心理就感觉不太对劲。28日他的文章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无论是什么,我们总得活下去,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活下去。未来总会比现在好”,可以看出KESO的一些感伤。29日他的文章标题是《理想的悖论》, “我没什么话能说,在它出来之后,我没什么话要说”,很明显KESO根本就没想到刘韧会这么快把“自己的孩子”给卖了。更没想到的是,而且是卖给了定位于娱乐社区网站的猫扑,这令人感到很意外。KESO是吃香,全国IT人民挤破头的GOOGLE要他,他都不为心动,他能独善其身吗?


  6、由此看来,不管方兴东也好,刘韧也罢,其实他们的骨子里不仅仅只是文化人,他们更像是文化商人。博客网走向了门户,不是方兴东所说的博客门户,而更像传统门户。而DONEWS在这之前,据说每年也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帐收,刘韧本来就不是吃素的。现在,刘韧把几千个非常有价值的“牛友”,一同嫁给了毫不相干的“娱友”。Donews到底卖了多少钱?有的说300万美元,兑换2至5%猫扑股权;有的说500万美元,兑换5至10%猫扑股权;还有更乐观的,可以卖个1000万美元,兑换10%猫扑股权。


  7、很早就知道猫扑了,而且与我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另一座大厦里。但我不明白陈一舟买DONEWS做什么,猫扑据说马上要上市了,而且也可能会是第一个上市的WEB 2.0网站。这对猫扑的上市有益吗?能提高猫扑的市场价值吗?也许没有人比陈一舟想得更明白。陈一舟在《写在猫扑和Donews社区喜结连理之时》中说,“二者的用户群体及给用户创造的核心价值有很大不同,我们绝不会将二者强行融合,每个网站都其延续其自身的特色与发展空间”,想到北方IT圈、南方IT群网站的设立,我更愿意把陈一舟的想法,认为是树立自己在IT业界的话语权威,比起猫扑本身的低端人群定位,收购donews意味着收购了中国目前比较主流的有话语权的一帮媒体人士以及IT企业高端人群资源。(2005年12月28日晚写于康家沟⊙和讯博客)

星期四, 12月 29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公共资源市场化的央视应该成为公众公司

经过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后的国有商业银行都进入改革高潮,交行建行上市、中行引资、工行股改挂牌、农行整改,银行改革如火如荼。可以说,随着交行建行上市的完成,四大行改革开始迈上新的征程。这个意义在于,把四大行变成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

  医改的不成功,在于将本不该市场化的医疗公共资源市场化了。四大行的上市,以及向公众化目标的迈进,解决了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管理难题。但同样掌握巨大公共资源的央视呢?


  改革开放以来,垄断行业的改革有了明显的改观,但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央视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呈现出“一强众弱”的格局。


  前几日,央视广告招标落下帷幕,宝洁以3.94亿元成功卫冕“标王”,黄金资源广告中标总额高达58.69亿。央视这种以加速度增长的广告额,谁能说央视不是电视业最大的赢家?而这一切,源于央视强悍的电视市场垄断地位。央视,是中国媒体市场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这与他们占有国家公共资源有很大关系,央视正在形成中国电视业的“中心化”。CCTV-1的全国入户率为94.4%,收视观众平均每天8.28 亿,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都是基层电视台必转的节目,央视的波及面可达国家的每一寸土地,决定了央视的独特性、权威性、垄断性,为其广告收入打下了坚实基础。


  央视的广告利润,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垄断。作为惟一的国家级电视台,央视不但具备覆盖全国的收视范围,而且内蕴某种“天然的资源禀赋”,换而言之,央视获得的巨额广告招标是将公共资源市场化,而收入央视囊中。央视一方面获得了其他电视台无法获得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信用,另一方面,又把这些公共资源放到市场中来招标,获取巨额利益。


  放眼全球,许多著名大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冠以家族名称的大公司比比皆是,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其家族所占有的股份已很微小,家族成员也基本上退出了上层管理的历史舞台,成为了典型的公众公司,也成就了一个个现代化企业。


  “央视为主,一家独大”的旧的电视单极格局早为外人诟病。掌握巨大公共资源的央视由于“天然的资源禀赋”,出于“内在的权威性”而获得超乎寻常的市场化利益,必然是“垄断”阴影下的高额利润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低端产品。公共资源市场化的央视既不是国资委下属的集团公司,也不是中央企业编制,央视更应该做公众的公司。如果央视不选择公众化的道路,那么央视应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电视台,一个不将公共资源市场化的电视媒体。


  成为一个公众公司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或者将央视的广告业务单独经营,打包在国内或海外上市,既向资本市场索取(融资),又向投资者提供回报,让公众来共同分享央视将公共资源市场化的好处,也能够产生符合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与竞争机制。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筹备央视产业的整体上市,其庞大的资本规模,将使它成为和中石化、中移动一样的资本航母,从而成为中国股市的定海神针。真能如此,凭借无与伦比的资金优势,央视将能够从容地打造中国传媒的超级企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和社会。(2005年12月25日写于康家沟⊙博客中国)

星期二, 12月 27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银行业贱卖与否之争:无解,本身也无意义

关于银行业引进外资是否存在贱卖嫌疑的争论,已经进入白热化了。人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是“贱卖论”的代表。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建行行长郭树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都在不同场合表明了“不存在贱卖”的观点。于民间观点而言,视引入外资为银行业改革前提的,大多是有国外学术背景的学者,如胡祖六、陈志武等;而对中国经济命脉被外资掌控忧心忡忡的大多为本土学者,如梅新育、陈功等。

  及至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北大论坛上都会被问及“是否存在贱卖”的质询,而李金华关于“审计署非常关注此事,但究竟是否贱卖,要通过下一步的审计才能得出结论,届时他会给大家一个答案”的表态,更是给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留下一个漫长的期待。


  尽管审计署会介入银行业引资的审计,但笔者却认为,关于“是否存在贱卖”的争论,很可能是个无解。


  原因之一,四大行在选择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时候,过于期待其本身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起多大作用会影响到谈判的价格。除考虑参股价格以外,更会考虑对方约定的提供金融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和资源,而不会片面地只考虑参股价格,也不会单方面以市净率作为衡量贱卖与否的惟一指标。


  其二,四大行引进外资,净资产是双方定价的基础。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投行人士认为是贱卖,而入股中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股东认为是贵买。笔者认为,银行业在引资过程当中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议价定价的过程,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双方“你情我愿”达致的结局。


  第三,外资进入四大行,会考虑品牌、机构、市场、产品、客户、职工,还有中国政府支持等因素。但是,这些因素极难量化。如果片面地强化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四大行的股改进程。“贱卖论”者过会强调这此因素,但在难以具体量化的指标里研究贱卖与否,本身就失去研究的可行性。


  第四,银行业引资效果的评估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四大行股改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困难而又长久的任务,而对银行业引进外资的效果评估也是艰巨而长期的。而现在单方面下结论认为“贱卖”,或者得出“不存在贱卖”的结论,都为时尚早,结论也有失偏颇。


  最后,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我们希冀看到的是,旧的经营模式的改变,新的经营战略的形成;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除此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银行文化、经营文化、贷款文化的形成。形成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文化,是引资成功与否的标志。四大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为什么“眼睛向外”?为什么只向国外战略投资者开放?在于一个健康的银行文化的形成,这也是政策制定者们的用心之处。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中既要防右但更要防左,实在有着极其深刻的远见。在这轮银行业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既要反对“右”的观点,也要反对“左”的思维。如果没有引进外来先进的管理文化和经营理念,中国银行业在短期可预计的未来,依然不会摆脱“单一股东”和“一股独大”,并由此摒弃不掉陈规恶习。


  笔者支持政府部门一以贯之地坚持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同时过于“倾向”境外投资者的做法也不可取。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时,如何充分发挥境外投资者的作用,实现国家利益和商业银行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要让境外战略投资者获取好处,实现双赢是个最好的局面。在双赢之下,这场“贱卖与否”的争论,无解,本身也无意义。(2005年⊙新经济导刊)

星期一, 12月 26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摒弃民营企业“外资化运动”的隐忧与偏见

 最近国内舆论对众多民企“外资化”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民企“外资化”运动最终会招致“国民财富流失”。但对这一现象讨诛笔伐时,不妨更多的反思一下国内的市场环境,它为什么就留不住民企?

  中国每年的外商投资中存在不少假外资,这已不是新闻。其中不少外资来自一些“避税天堂”,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内地企业借道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再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壳公司,目的是为了寻求海外上市,这已成为国内民企的一种风潮和资本路径选择。


  民企“外资化”遭质疑
  2000年,以新浪、搜狐、网易等代表新经济的创业型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成功募集。去年,国美电器、蒙牛乳业、盛大网络、慧聪国际等民企,已通过境外壳公司相继在境外成功间接上市。今年至今,已有百度等多家国内民企,在海外挂牌上市。目前正在进行“外资化”的民企,包括顺驰地产、汇源果汁、奥克斯电器、汉王科技等数百家国内优质民营企业。无一例外,上述企业外资来源地也均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地。


  不过,最近国内舆论对众多民企“外资化”的做法提出质疑,10月31日,《经济参考报》一篇题为“民企外资化惊现国民财富流失黑洞”的文章,更让民企“外资化”问题成为市场与媒体关注的焦点,文章认为,民企轰轰烈烈“外资化”运动变身“境外企业”后,再收购境内企业,其间伴随着优质资产海外大转移,恰恰是以不等价收购为主要手段,引致资本外流,从而招致“国民财富流失”。


  而丁磊、陈天桥、黄光裕先后荣登富豪榜首,更引发了国内“巨额国民财富流失”、“资本外逃”的激烈讨论。今年以来,国内相关监管部门连续出台多项政策进行规范,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的11号文、29号文,就与此有关。民营企业“外资化”难道真成“洪水猛兽”了?


  国内市场环境难留民企
  探究民企“外资化”的原委,我们要作多种反思,首先,为什么这么多知名的企业不选择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为什么那么多企业要到海外去上市?他们真正的动机难道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和税收?


  其实不然,主要原因还是海外资本市场的高度成熟和充裕的资金。海外资本市场在持续融资、股权激励(期权、期股、认股权证)等方面给了企业极大的自由度,而且,海外资本市场具有目前大陆资本市场所不具备的吸引力。


  对民营企业“外资化”这一普遍现象,不能以偏见的眼光审视,不必将民企“外资化”视为洪水猛兽,而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国内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海外上市的最根本动机,在于民营企业家们对中国内地私有财产保护现状的担忧。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他们担心国内的仇富风潮引致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不如现在就把资产置换到海外去。身在中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需要切身感到有一个好的环境,才能吸引身在境外的优秀人才归来。从改善国内环境来说,加大并完善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法律保护制度,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削弱民营企业“资本外逃”的冲动。


  其次,很多民营企业如果不通过红筹方式走出去,那么它们在国内资本市场根本就没有上市的机会,也谈不上企业的发展壮大。相对而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过于糟糕,中国境内的“中小企业板”,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海外创业板推出的是襁褓中的企业,而内地的中小企业板推出的已经是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走向成熟的企业。由于缺乏对中小创业企业的资本扶持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促使这批企业走向国际寻求资金支持。


  目前,由于在国内资本市场,许多相当绩优的公司市值已经被严重低估,试想一下,如果百度、网易在中国境内上市,不知要经过多少道门槛和代价,甚至公司也未必能够顺利挂牌上市,公司股价更不可能卖出上百美元的好价钱。民营企业选择在海外上市,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政策与环境对民营企业“持续性歧视”的一种自然反抗。在内地正常投融资、上市“无门”的情况下,民企走向海外也是必然的选择。因此,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高效、透明、公正的市场融资环境,是解决民企“外资化”问题的关键。


  再次,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可以看出,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对风险投资的最终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风险资本的三种退出渠道(IPO、股权转让、破产清算)中获利最高的一种,海外红筹上市是创投基金的理想选择,然而国内风险退出机制仍不完备,缺乏退出机制是国内风险投资业的一个重要缺憾,而这时依靠海外上市作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这进一步导致了民营企业“外资化”。


  最后,民营企业“外资化”与假外资的动机有相似之处。长期以来,外资在国内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也是内资转外资的巨大动力。多年以来,很多企业摇身一变,以外资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得以在一定期限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尽管,国有和民营企业一直呼吁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但是这种必要的改革拖延到今天仍未启动。


  不但如此,披以外资的外衣能够享有“超国民待遇”,还表现在与政府当局沟通的便利性上,在政策上从中央到地方,国内大量的政策资源都是对外倾斜,很多“超国民待遇”政策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就“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制定来说,应减少直至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其它优惠措施,着力解决税负不公的问题,进一步体现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以遏制这部分民企“外资化”的贪图之心。


  民企“外资化”宜导不宜堵
  民企“外资化”如果靠限制、靠堵截来进行监管,恐怕不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从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入手,一味封堵恐怕也难以让人心服。这些“外资化”的公司,通常并不在海外设立实体,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到公司的注册地去。虽然资产被“外资”收购,但实际业务都在母国(中国内地)进行,业务、就业、税收等都还是留在国内。


  因此,单纯地强调民营企业向“外资化”的路径选择,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却没有看到“外资化”的本质与缘由。反之,如果国内把资本市场建设好,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和自由,绝大多数民企还是离不开中国市场。尽管海外红筹IPO方式为腐败分子、不良商人提供了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途径,资本外逃规模膨胀放大,但政策法规的制定,不应该在堵住资本外逃通道的同时,也封杀了中小企业正常的海外融资通道,误伤及红筹海外上市。


  外管局日前宣布“11号文”和“29号文”停止执行,取而代之的是 “75号文”,从外管局的“11号文”,到“29号文”,再到“75号文”,使国内部门法规不免有了过于随意的嫌疑。但我们仍欣喜地看到,“75号文”解开了红筹上市的“紧箍咒”,民营企业红筹上市之路再度敞开,个人海外融资并购不再需要经过商务部审批,明确允许境内居民可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设立境外融资平台,通过反向并购、股权置换、可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在国际资本市场从事股权融资活动。


  这对于以“红筹”形式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也是“75号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杜绝灰色通道和寻租行为的同时,还要摒弃以往对民企“外资化”的隐忧与偏见,这无论对于海外融资项目,还是对红筹股公司海外正常上市,以及海外创业投资公司正常的风险投资来说,都是重大利好。(2005年⊙中国经济周刊)

星期四, 12月 22nd,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都成了挡箭牌

前不久,国家有关研究机构课题组提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激起社会舆论千层浪。联系到去年夏天以来有人提出“国企改革基本不成功”,以及最近相继出现的“分配改革基本不成功”、“教育改革基本不成功”等论点,行业改革的“多米诺骨牌”似乎出现异动前兆。而其中的一个观点是,改革是要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又是在具有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下进行,难免会走弯路,走错路。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两把万能钥匙:“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当我们需要时,可以在不同的场合灵活使用这两把钥匙,“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都是挡箭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商业银行的服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一茬接一茬,一浪高过一浪。每次说到收费此等事件的时候,总说“国际上”如何如何,仿佛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自己理直气壮似的。不可否认,这些服务的收费都是国外经验,但收费的背后应该是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这也是“国际惯例”。


  商业银行对自己的服务有点心虚,因为一旦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始收钱了,他们却又非常担心自己的服务无法跟上而招致更多的不满。在收费上与“国际”的接轨,在服务上颇具“中国特色”。每当服务不到位的时候,“国际”这个词就换成了“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


  麦肯锡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对银行服务越来越挑剔,他们对目前获得的服务并非感觉良好,尤其是在中国的年轻人和富裕阶层中,这都将促使国内消费者接受新的银行服务,打破过去所谓的“执着的忠诚”,随时有可能转向外资银行。


  有网友愤怒质问道:“银行要先接轨什么国际惯例?我们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东西还有很多,为什么收费服务总是接轨接得最早,为什么中国电信以秒计费到现在还不实行。你可以垄断,我可以不用,不陪你玩了,这点自由还是有的吧!”


  以国内证券市场而论,股价一步步与“国际接轨”,但股权分置、IPO、再融资、监管水平却保留了“中国特色”。若与“国际接轨”,拿国际的标准来估值,市场整体估值仍然偏高,对后市不看好;若以国内经济增长为据,拿国内政策说事,后市有较好表现的机会。涨也有理,跌也有因,因而证券投资策略、价值投资理念倒成了一个悖论。


  虽然“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都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但是在运用上,我们已经习惯于拿“国际接轨”进行“装饰”,而拿“中国特色”对各种问题进行搪塞。我们的经济发展与市场开放,追求的是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因而轰动世界。但是在这种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增长之下,相关的改革与制度建设却严重滞后,具有“中国特色”。


  如果“中国特色”行不通,反时代潮流,不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成了理由。一旦“国际接轨”损及自身利益,冠冕堂皇谓之“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都可以成为挡箭牌,甚至都可以成为某种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彻底,或者“中国特色”的改革的理由。


  “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这两副挡箭牌,现在看起来似乎很灵活,但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绝对不是好事情。我们并非完全强调“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也必须揉合进“中国特色”,但这个“中国特色”应该是合理的,公平的,透明的,或者是有前瞻性的。(2005年⊙新经济导刊)

星期三, 12月 21st,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商业银行服务走向全面收费已经不可逆转

  2003年10月1日,《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本来,《办法》的出台可以让商业银行名正言顺地开始收费了,但当时的银行界似乎仍是一片风平浪静,大部分商业银行表示对一些业务该不该收费仍然是“一头雾水”。

  然而,自去年起,商业银行服务收费一茬接一茬,一浪高过一浪。ATM机跨行提现收费2元、借记卡年费收取10 元、小额储户全面收费、大额提现收费、同城跨行取现收费、网上银行业务收费、电话银行业务收费……部分银行对客户的收费已高达几十项,这意味着,尝到收费 “甜头”的银行对收费领域一次又一次拓展,银行服务全面收费乃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了。


  最新报载,银联将据“国际惯例”对ATM机跨行查询进行收费,消息得到中国银联负责人的证实。收费标准是0.1元或者0.15元,根据银行业的行为惯例分析,这笔费用很可能转嫁到持卡人身上。


  联系到今年初,建行深圳分行先行对账户小额存款收费一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该业务在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而后,深圳10月10日起对人民币大额提现实行收费。事实上,此前各界包括消协已经对银行开征借记卡年费有过十分激烈的唇枪舌剑。


  从“收年费”到“跨行查询收费”,虽然收费不多,但足以让消费者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就连最普通的余额查询都要收费了,还有什么不能收费?就银联卡而言,银联卡俨然成了一个大圈套,先以各种理由诱惑你养成持卡的习惯,以各种奖品诱惑你开户持卡,然后又找出各种理由从你卡上一笔一笔地扣钱。


  随着国内商业银行改制的展开,银行的商业行为变得越来越市场化,考虑到利益和成本效益的关系,银行业的服务收费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过去“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座巨大的金矿就在眼前熠熠发光。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方面,中间业务方面的经营成本将越来越大,一些银行已经不堪重负,工商银行柜台前超长的排队可以为证(工行一年的中间业务收入已超过100亿元);另一方面,传统信贷业务的竞争加剧,以及持续的宏观调控的影响,国内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已经遭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故此,对中间业务收费既是为形势所迫,也是调整收入结构、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以及分散经营风险的内在需要。


  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服务收费以市场调节价为主,政府指导价为辅。面对持卡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面对银行服务的全面收费,面对银行收费服务的不规范,政府以“市场的事让市场解决”的借口袖手旁观。可以发现,在银行服务收费这一点上,国内银行业的监管层以及商业银行本身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才会有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收费浪潮。


  然而,商业银行对自己的服务有点心虚,因为一旦名正言顺地收钱,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准,但他们又非常担心自己的服务无法跟上而招致更多的不满。但每当服务不到位的时候,“国际”这个词就换成了“国情”与“中国特色”。然而,他们却并不十分晓得,在收费上与 “国际”的接轨,在服务上颇具“中国特色”,一些银行很可能会因定价收费策略的失误而遭受损失,从而丢失已有的市场份额,或者是在收费的基础上因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而导致客户忠诚度的削弱和商誉的损失。然而,商业银行服务收费一哄而上,邯郸学步、定位模糊、操之过急是国内银行在服务收费上面临的最大风险。(2005年⊙新经济导刊)

星期一, 12月 19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达安基因借国企股改之名 谋个人私利之实?

一、上市一年股价几近惨遭“腰斩”
  达安基因(002030)上市至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股价已从最高时的18.22元跌落至9.82元,几近惨遭“腰斩”。

  达安基因股价的大幅度暴挫,源自于缺乏强有力的业务收入支撑。2004年年报显示,达安基因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仅为1.56亿元。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其试剂销售占49.74%,仪器及其他销售占19.02%,技术服务收入占31.24%。



  达安基因身处普遍被业内认为是朝阳行业的生物技术行业,表现着实令人失望,面对市场表现与想象存在的较大落差,公司董事长何蕴韶绝口不提自身经营管理上的漏洞,却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基困诊断行业的不景气–“与国外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市场规模相比,国内的基因诊断市场实在是太落后了,市场规模总共不过才几亿元人民币。”


  目前国内基因诊断生产企业包括达安基因在内仅有五六家,然而,大部分基因诊断产品主要都是依赖于进口。达安基因欲想在这个领域从中渔利,不是件很轻松的事。


  二、中小板最吝啬的对价方案
  达安基因9月30日公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这是中小企业板中最后一个公告股改方案的公司,对价水平为每10股送2.8股。10月19日,达安基因公布了经过调整后的股权分置预案,其支付对价从原来的每10股支付2.8股提高到每10股支付股数3股。在平均对价水平10股送3.5的中小企业板对价方案中,我们发现,达安基因的对价方案是最吝啬的,比中小板6家生物制药类公司平均对价水平低23.57%。


  达安基因的股改对价方案,看上去每10股送3股,略高于中小企业板中送股最少的苏宁电器每10股送2.5股。但是,达安基因对价依据的对价基准日前溯30日二级市场平均持股成本为11.38元,较之上市最高价18.22元相差40%,大部分投资者是亏损的。而苏宁电器对价依据对价基准日前溯三个月二级市场平均持股成本31元(复权价62元)较之上市最高价70元仅相差10%,大部分投资者是获利的。


  鉴于此,苏宁电器无需补偿二级市场流通股股东损失(苏宁电器10月12日创上市新高,解放所有套牢盘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达安基因支付10股送3股对价远不足以补偿二级市场流通股股东的巨大损失。


  此外,达安基因非流通股股东中,中山大学、广州生物工程中心、何蕴韶、周新宇、程钢、吴军生做出特别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除此之外,别无其它任何承诺措施。


  反观苏宁电器大股东,则有股改后两个月内股价若跌破25.8元(对价除权基准),则承诺增持500万股,来稳定市场价格。这也许表明,达安基因非流通股东对股改后稳定二级市场股价缺乏信心。综上所述,达安基因是中小板最吝啬的对价方案。据悉,广州已有多位达安基因的流通股股东拟委托律师通过用征集反对票等方式来否决该公司的股改方案。


  三、非流通股股东“胜利大逃亡”?
  达安基因公司前身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家校办企业,汪友明、刘强等6位自然人可以说是创业元老,公司上市后,他们持股比例受到稀释,但6位自然人合计持有18.65%的股权,超过了第二大股东,他们同时在上市公司出任高管。


  对于达安基因流通股股东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可能存在非流通股股东“胜利大逃亡”的风险。


  在中小板非流通股股东纷纷作特别承诺,主动延长禁售期,增设减持价门槛之时,我们注意到,达安基因十大非流通股股东中有五个非流通股东未作出特别承诺,他们分别是红塔投资、东盛投资、同创伟业以及自然人股东汪友明、刘强。


  换而言之,这五大非流通股股东自股改后12个月起可开始兑现。据我们统计,这五大非流通股股东持股近2300万股,与现有的2200万股流通股数量相当,其对二级市场股价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11月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达安基因的红塔投资、东盛投资、同创伟业三家风险投资机构,三家持股1300万股,持股成本价仅2000余万元,平均每股只有区区2元,按9元多对价除权基准价,高达400%的暴利,岂不是“胜利大逃亡”?


  四、“稳固合作关系”造成95%应收账款?
  素有“高科技、高增长、高收益”之称的达安基因,2005年上半年的应收账款居然占到主营业务收入95%。也就是说,公司95%的销售是赊账,颇令外人不解。


  达安基因公司半年报披露,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311万元,然而,公司截至2005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大幅度增长,总额度高达 6976万元,占到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95.42%。另外,公司截至6月30日,其他应收款余额达699万元,这两项应收款总额居然超过了公司上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


  2004年底,公司应收账款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37.48%,在外人看来还算基本正常。但应收款额比例从37.48%猛增到95%,这个“愚人的故事”可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达安基因公司主要的销售方式之一是通过办事处直接向医院销售试剂或提供相关检测技术服务(即直销与直接提供服务),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公司设在各地的办事处进行,销售渠道为通过办事处直接向医院销售试剂并提供技术指导。


  达安基因的应收款项总额超过主营业务收入,反映公司经营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应收账款中很多可能是过去的陈年旧账,如果公司的销售收入是真实的话,发生坏账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公司上半年产品销售情况不畅,产品竞争力不强,只能靠赊账来销售,以维持产品占有率和业绩,但这样的经营风险更大。达安基因靠什么来让投资者相信其应收账款回收的可靠性呢?


  达安已与全国近500 家医院建立了3~5 年的长期合作关系,在三甲医院中占有超过50%的市场,达安基因在2004年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也说:“在国内已开展荧光定量PCR检测的医疗机构中,有70%已经与本公司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倘若这是事实,就不会也不应该发生“95%的销售是赊账”的恶劣情况。反过来说,达安基因招股说明书存在欺诈的嫌疑。


  五、产品竞争力严重下滑
  达安基因因为其所处行业独特,曾被媒体誉为中小板高科技公司的“三剑客”之一。中小板其它5家生物制药公司,2005年上半年净利润平均增长了9.27%,然而,达安基因新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主营收入同比下降了3.11%,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26.10%,每股现金流量为-0.59元,是表现最差的。这些财务数据印证了,公司的财务状况跟以前相比迅速恶化了。


  公司产品的竞争力不强,这也印证了我们对达安基因“靠赊账维持销售”的推断。达安基因的招股说明书也明示公司主打产品薄弱的市场竞争力:“荧光 PCR检测产品正处于产品寿命周期的初期阶段,进入临床应用的时间也较短,因而产品销售也尚处于推广初期,产量及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



  公司200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5亿元,比2003年增长17.42%,2003年主营收入也与2002年同比增长29.41%,公司净利润也是每年保持20%的幅度增长,公司经营是“形势大好”。然而,在公司2004年7月实现上市后,业绩和经营形势就开始“大变脸”,确实让公司的众多中小股民捏了一把汗。


  达安基因未来成长也不为人看好。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技术已经被国际、国内同行所普遍认知,市场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今后产品价格有下浮空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基因芯片在国内外已成为研发热点,若基因芯片技术迅速成熟并大规模产业化,将对达安基因公司产品造成较大的冲击。


  而公司销售仍然依赖于老产品,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产品线还有待扩充。公司的PCR检测产品占整个检测产品市场的7.3%左右,市场份额还很小,也是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力度不足,新产品开发跟不上市场需求,与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六、股改前夕转让两子公司股权
  9月22日,达安基因公司公告中说,“转让两个控股子公司40%股份给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达安基因选择在公司股改前夕,出售两个控股子公司股权,意欲何为,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再加上受让双方关系极为复杂,更增添了外界对其的质疑与猜测。


  公告称,达安基因将今年4月成立、均控股90%的广州达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和广州市达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分别转让40%股权给汪友明和刘强,转让后受让双方在上述两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均为50%。 


  据查,达安基因原先持有达诚公司90%的股份,另外10%由汪友明持有。汪有明,系达安基因非流通自然人股东、前任销售总监,同时也是现任董事长何蕴韶的妹夫。转让完成后,汪友明持股50%。达诚公司,实际上相当于达安基因的销售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人代表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总经理周新宇。 


  达晖公司与达诚公司有类似的股权结构。达安基因原先持有达晖公司90%的股份,另外10%由刘强持有。刘强,系达安基因非流通自然人股东、前任市场服务总监,同时也是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军生的丈夫。转让完成后,刘强持股50%。达晖公司专门从事生物科研试剂和辅助产品生产、销售,注册资本 100万元,法人代表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副总经理程钢。


  上述提到的汪友明、刘强、何蕴韶、周新宇、程钢、吴军生等六人均为达安基因的创业元老,也是公司在册的全部非流通自然人股东。分别持有公司6.95%、4.72%、2.71%、1.5%、2.08%、0.69%的股权,六人总计占公司总股份的18.65%。



  眼下,深交所正在大张旗鼓进行中小企业板的股改工作,在这关键节点,达安基因却将两子公司股权转让给相关非流通自然人股东。原因在于,在达安基因股改支付对价后,其持股比例将进一步下降,为了规避持股数下降,正有了董事会秘书吴军生所说“转让股权是为了实现前期的股权激励承诺,提高经营者积极性。”


  吴军生所说的另一原因,“是为了控制上市公司投资风险”根本就不成立。两家子公司实际投入总额只有180万元,此次转让也只是收回80万元(每家各40万元),投资风险本来就不大,对于达安基因来说,这区区百万元根本构不成所谓的“投资风险”。


  最令人怀疑的是,达安基因今年3月份的公告中刚刚表示“对两家子公司的市场前景看好,称符合公司二次创业计划及长远规划,是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余音犹耳,现在突然放弃40%的股权,其动机更加值得怀疑。


  七、子公司股权转让,为利润转移作准备?
  公司公告中说,“公司成立时间较短,且尚未正式开展经营,财务往来单一,本次股权转让未作审计。股权转让价格依据当时股东的出资价格1:1的比例确定价格为4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面对如此复杂的股权转让,以及转让方如此繁杂的关系,受让双方关联业务的公允性很难考证。销售业绩不佳,应收帐款高达95%,是否在利用会计手段,为低廉的转让价格作准备?


  这也难怪流通股股东会表达这样一种担忧:两个子公司今后的实际用途值得怀疑,担心会成为相关人员转移上市公司利润的一个工具。而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股权转让已经在设下诸多埋伏。



  前已述及,在两家子公司股份转让完成后,汪友明持有达诚公司50%股份,刘强持有达晖公司50%股份,达因基因持有股份均降至50%。达因基因为何要将控股比例降至50%,而不是51%或更多一点以控制子公司呢?目前两个子公司法人代表是上市公司高管,两子公司今后将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按照有关章程,这样双方的业务往来根本不需通过董事会表决。


  根据笔者掌握的消息,鉴于目前达安基因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风险,多位达安基因小股东拟联合10%的公司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达安基因高管。


  八、损公肥私的子公司股权转让
  根据招股说明书,2000年,中国教育工会中山医科大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委员会(达安基因的前身)将其作为注册资本投入的300万元出资全部转让给公司六名高管或核心技术人员。可以推断,未作特别承诺的达安基因前任高管汪友明、刘强,及作特别承诺的达安基因现任高管何蕴韶、周新宇、程钢、吴军生,其所获持股成本绝不会高于同期介入达安基因三家风险投资机构平均每股2元之成本,同样有兑现400%的暴利“胜利大逃亡”之欲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任高管汪友明、刘强不受现任高管不得抛股的限制。汪友明和刘强2001年12月之后,按照1元/股入股达安基因,当初投入的总资金量分别为580万元和394万元。股改完后,两位股东分别持有的股份数为522万股和354万股,按照公司股改说明书的预测,公司股改完成后的股价应稳定在8.98元,按此计算,股改完成后,汪友明所持达安基因公司股份总市值将达到5200万元,刘强所持股份的市值将达到3178万元,短短5年之间,资产平均增值了8倍。


  而汪友明、刘强可能“胜利大逃亡”的最新证据是,股改前达安基因两家子公司股权的转让。达安基因将今年4月成立、均控股90%的两家子公司的 40%股权,分别出售给持10%股权的汪友明、刘强,也许正是为汪友明、刘强在二级市场抛售达安基因股权后,仍可长期从达安基因子公司谋取巨额私利,作好铺垫。


  令人不解的是,国资占前两大股东的达安基因为何对两个前任高管如此“损公肥私”的关照?是否因“内部人控制”早已变味?值得一提的是,六位管理者当中,吴军生与刘强为配偶关系,汪友明为公司董事长何蕴韶之妹夫,另有两位周新宇、程钢则为两家子公司的法人代表。这种“裙带”关系令投资者对公司的管理透明度存在担忧。


  面对如此复杂的人员关系,究竟会怎样“严格把关”内部关联交易,显然十分耐人寻味。达安基因正值股改的关键时刻,种种迹象表明,达安基因非流通自然人股东可能存在借国企股改之名,谋个人私利之实。但愿我们只是一种猜测,容易被投资者所怀疑的“利益输送”最终不会发生。(2005年⊙新经济导刊)


  关于达安基因
  达安基因的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中山医科大学科技开发公司,属中山大学校办企业。2001年3月获批准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注册资本3470万元,公司股东包括中山大学、广州生物工程中心等12家机构和企业。公司主要从事荧光 PCR检测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以及荧光PCR检测试剂盒的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检测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于2004年8月9日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030。

星期五, 12月 16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千万个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

 周梅森出了两次名,这一辈子总算没白过。一是当作家,他的很多作品近乎引起轰动;二是当股民。

  在中国当股民想出名,可不容易。但周梅森能出名,盖因为他能文能股,两封公开信写得深刻,极富文采,所以闻名股市。


  周梅森有正当职业,他是江苏作协副主席,更被誉以“反腐作家”,所以他敢“站起来”说真话。周梅森同时还是金丰投资第二大流通股东。周深知“码字”生涯艰辛,故以稿费积蓄全部投入资本市场建设。显然,周梅森没有知晓“股市风险莫测,入市风险自负”的营业部通告,更没有领会“远离毒品,远离股市”的真涵实意。


  周梅森的第一封公开信,叫《我愤怒》。对于一个大作家而言,一口气写出六个“我愤怒”的排比句,不算太难。在一次次被套补仓中,周梅森持有金丰投资70余万股流通股,俨然是“炒股炒成了大股东”的典型,亏损达100多万,这要搁谁头上谁都会难受。那是周的工资,周的稿费,周的退休养老金,周的血汗,所以周愤怒。


  愤怒的不应该只有周。尴尬的是,千万个股民倒下去,一个周梅森站起来,周打响了第一枪。在股改初始阶段,尚福林所担心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博弈不起来”,现在看来是博弈起来了,但还不够。


  在首批四家股改试点中,结果“三家通过、一家被否定”,这个结果对股改的长远来讲,应该是良好的开端。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这样才有比较,才有后来方案的改进。但自从清华同方被否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哪怕再差的方案,更掠夺的方案,都能获得通过。


  继清华同方、科达机电之后,金丰投资也被否决。我们期待第四个、第五个清华同方的出现,有方案被通过,有方案被否决。这种情况对股改全局是最佳选择,最有利于改革的修正改进和深入推展。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股改成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两类股东充分博弈。


  从现实情况上看,对价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宝钢股改公告时股价5.03元,股改之后股价已跌到3.89元,跌幅高达24%。已参加股改的上市公司大部贴权,非流通大股东“赏赐”的那点可怜的对价已变成泡沫随着指数的下滑化为乌有,因此周愤怒。


  周梅森是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所以他能一博(弈)。然而,中小股东想要博弈,却似小区业主成立业委会一样艰难。中小股东的资源几乎丧失贻尽,而大股东掌握着博弈取胜的一切资源,政府、中介机构、媒体以及多年来从流通股东那里圈来的大量钱财,又有制度为他们守护。大股东掌握了钱、权、时间进度、操作规则,可流通股东掌握了什么?所幸的是政府和管理层给的表决权,就是这表决权也早已被偷梁换柱,券商黑箱操作,基金经理受贿,投票门丑闻迭出不穷。中小股东想要博弈,也博弈不起来,不要说赢了。所以他们选择沉默。


  “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沉默的太久了。”周梅森在第二封公开信《恺撒的归恺撒,人民的归人民》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周梅森的第三封公开信是给管理层的,他拍案惊起,道尽股市人间丑恶,他选择了不沉默,而沉默与不沉默截然不同,金丰投资大股东主动示好与他沟通。周梅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周梅森是站起来了,下一回合是云铝股份,但千万个股民倒下去了,他们选择了沉默。


  人民的能归人民么?(2005年⊙新经济导刊)

星期四, 12月 15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政府注资(33):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改革

    注:本文为作者申请硕士学位毕业答辩论文,尚未最后定稿,欢迎各位就金融业改革问题进行探讨,并向作者提供具体思路,尤其是关于中外银行业改革、改革背后的体制比较、中外金融业注资问题、注资方案的模式选择等问题深入探讨研究,本人不胜感激。MSN:wukun#msn.com(请将#改为@),邮箱: our2008#yahoo.com(请将#改为@) 


5.7 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挑战性的改革


  总结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与作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成功,两个失败”,即中国银行在汇集民间储蓄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有效分配资源与改进公司治理两方面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过去改革未能克服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诸如所有制转换,公司治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等等,都不能再依赖政府行政措施,而必须凭借市场手段加以解决,而资本市场就为市场化的改革方法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



  正如吴敬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上,股份随着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导资本流向。因此,有效的证券市场有利于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转。”



  商业银行的市场价值评价机制有赖于资本市场。商业银行通过发行上市,其经营发展的状况就能够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地反映出来。市场价值的变化会对商业银行产生很大的压力,促使商业银行加强经营管理,改善法人治理绩效。而且资本市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法人治理要求等也会对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事情做好了,资本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只有通过上市,中国国有银行的体制,包括其传统的治理制度、内部控制体系和风险管理制度才能从更本上得到转变。无论如何,中国目前已经开始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进程,国内上市和国际上市都在目标之内,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启动
[1]

  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04年答记者问时强调:“我想和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这次改革同以往不同,就是我们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使国有商业银行走市场化的道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真正把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现代的商业银行。第二,我们制定了保全措施和明确的责任。也就是说,实行这项改革,两个银行的负责人必须对国家的注资实行保全,也就是保值增值。同时,要担负起降低不良资产的责任。第三,关键在管理和队伍。同志们,我是善于说老实话的。在这两方面,我确实也不太放心,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次改革对于我们来讲,叫做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采取这样有力的措施,确实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我们必须下大的决心来保证这次改革的成功。”也许只有领会和重温温总理的讲话,才会深刻认识到,这将是中国银行业有史以来最伟大,又最具有挑战性的改革。(完)
 








注释 [1]: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四家国有银行上市时间大致定为:2005年建设银行上市,中国银行完成改制;2006年中国银行上市,工商银行完成改制;2007年工商银行上市,中国农业银行完成改制,2008年农行上市。建行将可能作为第一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2005年底将在香港市场发行股票,融资约60亿美元。



  (2005年12月14日⊙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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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严重声明。

星期三, 12月 14th, 2005 未分类 没有评论